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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帮派少年犯罪调查:家长请保镖送儿子上学

来源:博天堂官网 | 时间:2018-12-12

  羊城晚报记者 鲁钇山 孙朝方 实习生 武丽魁 3月30日上午,广州市第33中初二学生梁某在ICU昏迷多日后不治。一场至今说不清的斗殴带走了这个年仅14岁的生命———3月9日下午放学后,梁某被同学龙某带的马仔叫出去“讲数”,打斗中,梁某被同岁的龙某持刀伤及颈动脉受重伤。

  事发后,一名33中的女生在网上抱怨,龙某一直随身带刀,经常说脏话,还调戏女生,一直未被学校发现。

  每天早晨,在广州老城区某中学门口,中学生阿华身边总有一位保镖。阿华的母亲刘女士告诉记者,儿子曾多次受到学生“帮派”的骚扰,不得已花钱雇请保镖护送。

  来自本报新闻热线的统计显示,近年来,全国各地众多学生家长来电反映———他们的孩子或遭到所谓少年“帮派”的威胁恐吓,或无奈加入“帮派”被迫缴纳帮费。家长们为此苦闷不堪,却也无计可施……

  另有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1年,广东各级法院判处的未成年罪犯数量达5万多人,占全国比例约为10%。研究显示,这些犯罪中超过半数是团伙犯罪,其中很多与少年“帮派”有关。

  这些青春年少的孩子为何误入歧途?数月来,羊城晚报记者对广东、江西、云南等省涉“帮派”少年犯罪行为展开调查,发现现状堪忧。

  在广州城区,记者调查的一所普通中学周边就有多个“帮派”,如“狗堂帮”、“新兴帮”、“千龙帮”、“少坊帮”等,有的“帮派”成员上百人,还专门设了“帮规”。

  不少受访学生告诉记者,校园里有帮派,学校、老师、学生大都知道,家长们却多不知情。学生们对校园“帮派”的感觉混杂:好奇、害怕、排斥、崇拜、追随,甚至对其“江湖”行径津津乐道。

  调查还发现,帮派文化颇受欢迎的校园环境中,有的“帮派”已开始涉嫌违法犯罪,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不良苗头。

  “去年,我发现孩子回家有些异样。偶然一次,我看到几个穿校服的学生在街上欺负他,后来弄明白是有人要他入帮派,要交保护费什么的,他没同意就成了被‘收拾’的对象”,刘女士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因为担心会带来麻烦,影响儿子中考,她没向警方或学校求助。

  阿华就读中学的教务主任告诉记者,学校已经发现校园里有几个帮派,不时有学生被打,其中“七人堂”等团体较为活跃。这些“帮派”都是按“层级”收费,一个堂主下面有几个马仔,马仔下面再收小马仔,底层成员向上一层成员交会费,每月50元左右,退会则要交数百元。一些学生觉得有“组织”依靠,很威水,有主动投靠帮派的;也有小头目带马仔在放学时段围截有可能发展的对象逼迫入会的。教务主任说,学校也已报警,警方与学校一直在监控这些团体,但因为没证据,所以也无可奈何。

  广州某中学校长痛心地表示:“近几年,帮派参加者的年龄越来越小,胆子却越来越大,敢做很多以往的帮派不太敢做的事情……”

  想要见到那些自称“混帮派”的人并不容易。羊城晚报记者几经周折,见到了曾是广州越秀区某少年“帮派”成员、年仅16岁的陈平(化名)。和同龄人比起来,陈平瘦得像麻秆儿一般。但一双眼睛却颇有神,有着超乎其年龄的机灵。

  谈起原来所在的“帮派”,陈平十分谨慎,反复确认记者不会公布其名字后,才慢慢打开话匣———

  “你以为我愿意加入吗?还不是被逼的!”陈平说,上初中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有什么“帮派”之类的东西,每天上学放学都很正常。有一天,上学路上有人围住他要钱,不给就打。

  陈平家并不富裕,他被要求编各种理由回家找父母要钱。因为没钱,陈平常挨打,但不敢告诉父母。最后,陈平受不了,选择了妥协。他开始留意身边的那些“帮派”,并最终选定一个参加了进去。

  “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求保护,才投靠小帮派的,为了让别人不敢再欺负他”,广州市新穗学校的景欣老师表示,不少学生本来都不愿意参加帮派,但在被打之后才被迫加入。

  陈平的话中开始露出自豪:“我加入的这个帮,是个挺仗义的帮派,不收保护费,等级也不明显。除了老大,其他人都以兄弟相称。有不少像我这样常被欺负的人后来都加入了这个帮,有上百人。”

  在一些影视剧中,入帮派都有一套繁杂的仪式,陈平说,有的“帮派”要给老大送红包什么的,他们不用,和大家见个面,认识一下,就算是加入了。

  帮规,听上去很江湖的感觉。陈平说,其实他所在的“帮派”帮规挺简单,就是“不准收保护费”。不像有的“帮派”,还规定“不出卖兄弟”、“不勾引二嫂”等。

  江西铜鼓县一“帮派”大哥还带头制定了更为详细的“三要三不”帮规———“三要”:成员要定时健身,保证打架能赢;出了问题被公安机关抓到后要扛着,不能供出自己人;参加行动时对对手要多砍几刀,要把人砍服;“三不”:成员不能吸毒;大哥不愿意交往的人,其他团伙成员也不能交往;不能擅自行动,否则出了问题概不负责。

  年仅19岁的犯罪嫌疑人曹冬在江西集结数人组成“帮派”,并自任“带头大哥”,制定帮规。为教训数次违反帮规的成员何某,去年3月,曹冬召集“帮派”全体成员开会,当着所有成员的面用弹簧刀朝何某胸部、颈部连刺数十刀,将何某当场杀死。

  入帮后的陈平开始仔细了解学校的“帮派”,这时他才惊奇地发现,他们学校周边竟然有八九个“帮派”,诸如“狗堂帮”、“新兴帮”、“千龙帮”、“军龙帮”、“少坊帮”等,每个“帮派”都有上百名成员。

  陈平告诉记者,有些“帮派”最底层的马仔也要给老大交保护费,一次最少50元,只有上位以后才不用交。

  收的这些钱除了“帮派”日常唱K等消费外,有一部分拿来保护本“帮派”成员不被其他“帮派”欺负,也就是“摆场”。“摆场就是打群架,两个帮派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火拼,有的时候,这种摆场参战的人数会达到上百人”,陈平害怕记者听不懂,解释说,“有明显的帮派标记,不会误伤同伙。”

  长期从事“问题少年”教学研究工作的广州新穗学校教务主任邱华告诉记者,各“帮派”为了在摆场等过程中将自己和其他“帮派”区别开来,也有些不同的标记,有的会在胳膊上纹字,有的是佩戴玉佩等挂件。

  王杰(化名)是陈平的朋友,曾多次参与摆场,深谙此道。摆场也是他们“帮派”的收入来源之一。“因为我们的‘帮派’势力比较强大,经常会有一些人请我们去摆平事情。”

  “不过我们打架时会有分寸的,一般都用啤酒瓶当武器,极少用刀、铁棍之类,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么伤人。而且最多砍手和背,不会往头部砍”,王杰说。

  当保护费不足以应付“帮派”支出时,冒险犯罪便成了个别“帮派”的选择。其中最主要的两种敛财方式是盗窃和抢劫。

  陈平说,在校园“帮派”里最常见的方式是抢手机。一般是几个人先在学校里转悠,看看谁有好的手机,比如苹果之类的。看清楚后,锁定目标,然后把目标告诉其他“帮派”成员。派出一人把目标约到偏僻的地方,然后一群人围上去,说手机不错借着用用,一般对方也不敢不借,手机到手后一个人拿着手机走远,其他的人把对方拦住不让追,这样手机就到手了。遇到敢反抗的,就打。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校园“帮派”犯罪越来越精细化。和陈平同龄的李兵(化名)家住广州黄埔区,他告诉记者,他加入的是一个专偷摩托车和自行车的盗窃团伙,偷车前,他们开会进行分工。有人负责踩点,有人负责望风。行动时,有人专门负责撬锁,完成后就离开。另有人紧随其后,骑车或推车离开。有时为了安全起见,偷窃的骑走车后,中途还要换人。而偷车的同时,早已有成员去找买家,谈价格,车子得手后便可迅速销赃。“一年偷了多少,我们也记不清了,销赃一辆摩托车一般可以拿到900多元,自行车为200多元。”

  “马仔从此‘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个别‘帮派’甚至会发给那个成员‘遣散费’”

  一群“帮派”成员一起喝酒,唱K,跳舞……酒酣耳热之际,几个兄弟却抱头痛哭,互相说着告别的话语———这是“帮派”为马仔举行的“16岁PARTY”的场景,原因很简单———过了16岁就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了,就要对所有犯罪行为负责了。

  “在这种告别PARTY后,马仔从此‘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个别‘帮派’甚至会发给那个成员‘遣散费’。从此该成员与原来的组织便不再联系,而他们的位置则由新的更年轻的成员来补充”,邱华说。

  “16岁PARTY”在“帮派”中并不普遍。许多少年在加入“帮派”后﹐想退出时才发现现实很残酷,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抽身自如,有时甚至会面临生命危险。有的“帮派”对成员退出都有一套惩罚方法,最主要是毒打和收“退帮费”。

  对混“帮派”的少年来说,工读学校是目前最好的退出途径之一,因为在那里“帮派”的人不敢再找他们,“问题少年”又可以继续学业,还可在老师的帮助下走上正途。但目前工读学校在全国数量不多,广东只有广州和深圳有。新穗学校是目前广州唯一一家工读学校,且只有120个学位,而每年家长送来就读的学生远不止这个数。

  该校校长张立伦表示:“别的学校招生时是‘选优’,我们是‘选差’。普通学校最不好管的、问题最多的孩子都聚集到这里,管理难度可想而知。我们希望能接收更多的问题少年,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最好的出路之一了。”

  “在我们学校附近的几个‘帮派’里,13岁、14岁的很多。带人收数,和人摆场,都是他们说了算”,曾在荔湾区某“帮派”混过的王杰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家住广州市海珠区江南西的许智云,曾在广州“少年江湖”中知名度甚高。几年前,年仅13岁的他就立下目标———“打遍江南西”。于是凡是他知道哪个学校有“帮派”,有“大哥”,就去找他单挑。其间,进派出所的次数连他自己都没法数清。

  2011年12月17日凌晨,重庆交巡警巡逻时将7名涉嫌盗窃的少年控制住。被抓者飞飞当时昂起头,一脸不屑地说:“我去年上过报纸的头版头条。……哎呀,这次又要上头版了。”他就是整个团伙的“带头大哥”,年仅12岁,这个团伙被查实的作案次数达100多起;

  2012年1月17日,昆明市中院公开审理寻甸“洪兴帮”涉黑案。36名被告中,大部分是80后,而且很多被告之间为同学关系,其中“黑老大”张晓东一人被控6宗罪行。起诉书显示,张晓东在组建“洪兴帮”时才13岁……

  “我国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起点年龄为14周岁,所以目前,公安机关对于12至14岁儿童触犯法律的行为缺乏统计。而事实上,他们在一些少年团伙中的作用和所造成的结果恐怕不比那些年长的人差。”广东省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主任何富杰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过去未成年人犯罪一般具有突发性、偶发性的特点,而近几年未成年人的犯罪却日趋团伙化、成人化。帮派组织严密,等级森严,显示出与他们年龄极不相符的精明”,广州新穗学校教务主任邱华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和成人江湖一样,这些少年‘帮派’也能清晰地看见大哥———军师———马仔的架构,并且很多都有自己的帮规。”

  在深圳,18岁的徐瑞近年组建了一个名为“血龑”的“帮派”,主要吸收未成年的在校初、高中学生,也有少部分游手好闲的社会不良少年。该“帮派”组织严密,徐瑞自任“带头大哥”,帮主下有“五大元老”,“元老”下有“小弟”,“元老”、“小弟”等成员分不同级别,每月缴纳100至150元不等的帮费并登记造册。“帮派”甚至刻制了“深圳市血龑有限公司”的印章。

  在广州,陈平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自己原来就读的中学周围有多个“帮派”,各“帮派”为了壮大势力,都会直接去周边的学校收人,要是相中的人不愿加入,就打。“加入的话,‘帮派’会承诺保护你不受别人欺负。”

  邱华表示,各“帮派”为了相互区分,会有些不同的标记。“比如有一个‘帮派’,根据所收到的‘小弟’的人数来决定成员戴什么玉佩。12生肖的玉佩,最低级别的是老鼠,最高级别的是龙。如果收到50个人做小弟,就能戴龙。”

  记者调查发现,个别少年“帮派”做事越来越精细化,成员之间实行严格的分工合作———负责找目标的、负责望风的、负责抢的、负责传递的、负责销赃的,各司其职。

  今年16岁的杨清(化名)本是广州某中学的班长,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很受老师器重。后来,他开始结识一些“帮派”的朋友,最终发展至参与抢手机。“苹果手机好卖,而且价钱高,我们每部大约卖3000多元。”杨清说,他们一般选择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下手,“先叫几个人(一般是女生)寻找合适的目标,再把目标叫到没人的地方,然后十多人一起围住他,威胁他把手机交出来。这种方法每次都管用。得手后由另外一拨人负责销货,最后就是分钱。”

  在海珠区,陈琳(化名)等人专门在大型超市寻找目标进行抢劫。他们一般也是让“帮派”中的女生在超市里逛,把那些有钱的妇女作为目标通知同伙。同伙会跟踪那个妇女并在僻静地方下手,此时会有同伙负责望风,也有同伙专门负责堵住那个妇女不让她追赶……

  邱华对这方面体会更深:“很多人都以为这些孩子不懂法律,其实他们不仅懂,而且知道如何去规避。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多数孩子在14周岁前就有很多恶习,甚至做出让成人都觉得心惊胆寒的事情来,而他们所以敢如此,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需要为此付出太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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